自英国工党政府上台后，针对非本地居民税制的改革引发了金融界和高净值人群的广泛关注。
自4月起，工党取消了延续超过两个世纪的非本地居民税收宽免政策，部分高净值人群开始重新评估其在英国的居住和投资安排。尽管目前尚无确凿数据表明大规模资本外流已发生，但伦敦部分高端房地产市场出现滞销现象，知名富豪的公开迁移以及相关游说团体的强烈反对，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外界对英国税收竞争力和未来投资环境走向的担忧。
200年历史的制度终结
据悉，英国非本地居民税制最早可追溯至1799年。根据这一制度，非本地居民可以在英国长期居住，只要其境外收入不汇入英国，就无需缴纳相关所得税，同时其海外资产也不纳入英国遗产税的征收范围。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这项政策成为吸引全球富豪、投资者、企业家以及部分高收入专业人士的重要税收优势，被视为伦敦成为全球金融和财富管理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随着全球对税收公平和财富再分配的讨论升温，针对该制度的争议声渐起。此前，保守党政府已进行了一些改革，非本地居民在英居住满15年后需缴纳全球所得税，但在遗产税领域仍有较大豁免空间。工党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收紧，全面废除旧有制度，标志着非本地居民税收宽免政策的正式终结。
改革主要包含两大方面：一、全球所得征税范围扩大。非本地居民在英国居住满4年后，其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和资本收益将被征税。这一时间门槛远低于前任政府，大幅缩短了富人享受税收优惠的期限；二、遗产税全球征收。新政规定，非本地居民只要在过去20个纳税年度中有10年在英国居住，其全球资产将在去世时被纳入英国遗产税征收范围，税率最高可达40%。这意味着，不仅是富人在英积累的财富将被征税，就连在英国之外的资产，甚至祖辈所累积下来的家族财富也需缴纳高额遗产税。
在富裕阶层看来，这项改革已超出了税收公平的范畴，成为对财富本身的“惩罚性征税”。不少非本地居民和税务顾问表示，这一政策未能区分在英国创造的财富与在其他国家积累的家族资产，损害了税收制度的合理性。他们认为，改革并未通过吸引投资和扩大经济活动来增加税基，而是通过提高税率和扩大征税范围来直接对富人加码，损害了英国作为全球财富中心的吸引力。
工党方面则公开强调，这一改革是为了修补不公平的税收漏洞，保障公共财政可持续性，确保富裕阶层为英国社会公平地作出贡献。
财政政策陷两难
围绕非本地居民税制改革，英国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明显的预期差异。工党政府在制订改革方案时，曾依据预算责任办公室（OBR）测算，预计未来五年将从新税制中获得约338亿英镑的额外财政收入。这笔资金被视为弥补福利政策扩张、公共支出增长，以及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在 NHS（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教育和社会保障领域存在长期资金压力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关键。
然而，市场和企业界对这一收入预期持高度怀疑态度。《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家经济智库和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指出，非本地居民本身贡献了大量所得税、国民保险和资本利得税，2023年这一群体缴纳的税款总额接近90亿英镑。如果税收政策的调整引发非本地居民离开英国，不仅遗产税未必能大幅增长，反而会导致现有所得税、消费税等税源流失，造成整体税基缩水。
《卫报》也警告称，如果非本地居民人口减少幅度达到25%或更高，英国财政部可能在这项改革上“无净收益”，也就是说，新增的遗产税收入将完全被其他税源的流失所抵消。房地产、奢侈消费、私人教育、慈善捐赠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减少，亦将产生连锁反应。
面对市场和金融界的持续压力，工党财政大臣瑞秋·里夫斯（Rachel Reeves）近期被传出正在考虑对遗产税部分作出让步，可能在全球资产征税范围、居住年限计算方式或税率适用范围上寻求平衡，以避免富裕阶层过度流失。不过，目前这一调整尚未被正式确认，且在工党内部还面临来自左翼势力和部分社会活动人士的强烈反对。
在工党党内左翼及倡导税收公平的活动组织看来，现行改革仍然温和，应继续推动富裕阶层为社会公平承担更多责任。这些群体反对政策“朝令夕改”，担心一旦在富人压力下妥协，将削弱政府的执政信誉和社会公信力。
目前，工党财政政策正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需要确保政策能够实现财政增收，支撑其公共支出承诺；另一方面，又必须防止因过度加税而损害英国的国际投资吸引力和经济活力。里夫斯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面临关键抉择。
离开还是留下？
政策改革引发了市场的快速反应，特别是在伦敦高端住宅和私人财富管理行业。一些高调的个人迁移案例引发外界关注。
据《卫报》报道，印度米塔尔家族继承人施拉文·米塔尔（Shravin Bharti Mittal）、埃及富豪纳塞夫·萨维里斯（Nassef Sawiris）以及高盛国际CEO理查德·诺德（Richard Gnodde）等英国知名非本地居民相继被曝出将移居海外。投资移民顾问公司Henley& Partners的研究报告指出，2025年，英国可能净流失约16500名“百万美元富豪”（指拥有超过1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人士），这一规模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较高水平。该报告认为，受税收变化、地缘政治和投资环境等因素影响，富裕阶层正在将目光转向米兰、新加坡、日内瓦和迪拜等对高净值人群更具吸引力的城市。
与此同时，伦敦贝尔格莱维亚、梅费尔、骑士桥等地的高端住宅市场行情也出现了变化。据英国本地豪华房产代理商描述，这些区域目前有几十套价值千万英镑级别的豪宅正在挂牌出售，一些房产多次降价仍难以成交。代理商称，这一趋势明显不同于此前市场火热、供不应求的状态，显示出高净值买家情绪的转变。
税收正义网络（Tax Justice Network）等机构则批评相关报告缺乏透明、可靠的数据来源，过于依赖LinkedIn、房地产交易记录和移民服务商的数据进行推断。批评者指出，社交媒体地址更新、购房出售等行为，并不等同于税务居民身份的更改。
事实上，并非所有富裕阶层都在考虑离开英国。一些留在英国的富裕人士强调，他们在选择居住地时，税收只是考量因素之一，远不如家庭教育、企业发展、社会环境等重要。特别是对那些积极参与英国本地经济，在科技、金融、慈善等领域有实际投入的富裕阶层而言，他们更看重英国的投资环境和人才生态。部分税务顾问指出，部分富人考虑离开英国，除了税收原因，还受到其他生活成本上升的影响，例如，私立学校学费大幅上涨、伦敦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英国政局不稳等。
英国经济研究所（IFS）经济学家斯图尔特·亚当（Stuart Adam）表示，目前“没有确凿证据”显示存在规模可观的资本外流。他强调，只有等到税务申报数据公布，才可能了解非本地居民政策改革的实际影响，而这可能要等到2027年才能逐步揭晓。
全球争夺高净值人群
随着英国非本地居民税制的收紧，全球财富的流动性和多元选择日益凸显，英国在吸引和留住高净值人群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多个国家和地区抓住这一机遇，纷纷抛出针对富豪的优惠政策和“税务橄榄枝”。
近年来，意大利、希腊和瑞士等欧洲国家相继调整税收政策，降低遗产税或放宽资本利得税，配合优质的生活环境和完善的医疗、教育资源，吸引了大量寻求税务优化的富裕外籍人士。与此同时，新加坡和迪拜等亚洲及中东金融中心，以其低税率、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全球超级富豪的新宠。特别是迪拜的免遗产税政策和新加坡对全球资产的宽松管理，极具竞争力。
此外，美国也在积极争夺全球高净值人群。美国总统 特朗普提出的“金卡”计划（EB-5投资移民项目升级版）允许富人通过一次性缴纳500万美元，换取永久居留权和工作许可，极大地简化了移民流程。
在这种激烈的全球财富竞争中，英国如何在保持税收公平的前提下，确保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成为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重大考验。
对此，有媒体在报道中分析，英国需要设计更加灵活、更具竞争力的税收政策和投资环境，同时加大对创新产业、科技初创企业的支持力度，以便在全球财富争夺战中保持领先。英国的未来，将取决于其能否在“扩大税基”和“吸引资本”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
现阶段，外界关于资本外流的讨论仍停留在观点和预测层面。英国政府即将发布的财政预算案，将成为检验这场税制改革成效和未来方向的重要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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