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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淮正

编辑| T

1970年代的一个清晨，在河北某个生产队的田地旁，随着第一声鸡鸣破晓，社员们扛着沉重的锄头，脸上带着一丝倦意，慢慢地步入田间。突然，一声尖锐的哨响打破了宁静，社员们纷纷分散开来，开始了他们一天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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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队长老刘看到稀疏的劳动场面时，不禁皱起了眉头：“这些人，真是没什么干劲啊！”他心里明白，靠那点工分，谁又能拼命干活呢？到底是社员们太懒了，还是制度让他们只能“走个形式”？

在生产队的那个年代，工分制几乎家喻户晓。说到工分制，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激励社员劳动的一大动力。毕竟，每干一天活就能获得工分，年底还能用工分换粮、换钱。但如果深入探讨，工分制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看得上，那可就另当别论了。

一旦工分制实行，队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这套体系中的位置——有的干活儿的老把式，做事认真；有的却只是磨洋工，做个“懒把式”，这种差距很容易看出来。

然而，工分制最初的设计是按人头算的，这意味着“干得多”和“干得少”的工分差距并不大。结果，干活积极的老李头、王大婶开始抱怨：“再怎么卖力地干，工分也不比那些混日子的少，这哪算得上激励？”于是，生产队里的情绪两极化了：一边是想着怎么少干活却不落后，另一边是默默辛勤，却始终积累不到足够的工分。

那些勤劳的社员本来想着多做几分活，争取多赚点工分，可渐渐地，他们发现辛辛苦苦挣得工分，最后换来的却只是寡淡的生活，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一天到晚胳膊酸、腿儿疼，拿着工分回家做‘寡汤’，真是人也难，汤也寡。”

在这种机制下，社员们的劳动热情就像是被扎破的气球。那些想拼劲儿干活的人，也逐渐发现：即使努力了，得到的回报也有限，最后很多人都开始“混水摸鱼”，得过且过。

然而，并非所有的生产队都这么松散。有些管理较为严格的队伍，队长和生产小组长都会密切盯着社员们的表现。一旦发现有人磨洋工，立即就会被督促加把劲。

这些生产队里，社员们几乎可以感受到队长锐利的眼神，比苍蝇还要毒。想偷懒几乎没有机会。

但是，也有一些心思灵活的社员，发现了工分制的“门道”：反正无论干多少，挣得差不多，干嘛要自己累得像头牛一样呢？于是，他们干脆扛起锄头，慢悠悠地在田间转悠。结果，许多生产队里出现了“表面劳动，实际偷懒”的现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出工不出力”，大家依然来到田地里，假装干活，但锄头下的力气显然大打折扣。

随着这一制度的逐步实施，这种“走个形式”的现象也开始暴露，大家对于工分的热情显然下降了。社员们开始意识到，工分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回报，劳动的动力越来越小。

在这些生产队里，队长与社员之间，犹如猫和老鼠，双方不断斗智斗勇。每天清晨，社员们面带倦容，拖着锄头走向田间，虽然心里早已明白“形式化”是常态，但外表依然要装出一副在努力干活的模样。

但是，有些生产队对偷懒现象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有的队伍甚至实行了“轮岗制”，每天指定监督员来监督其他人，谁磨洋工，谁就立刻被点名批评。

但这种方法并不是每次都能奏效。毕竟，社员们在田间工作时间久了，互相之间难免建立起了一定的人情关系。很多监督员对邻居们不忍心指责，于是有时对偷懒现象视而不见。

某些小队甚至自嘲地将“轮岗制”当作形式，大家心照不宣：“今天你监督我，明天我监督你，大家互相体谅，偷懒的大伙儿心照不宣。”

这种复杂的人情和制度矛盾，最终导致社员们的劳动效率低下，尤其是在那些管理松散的生产队，偷懒现象成了家常便饭。许多社员们变成了“集体小偷”，各自都有些“独门绝技”：

有的社员通过“早起晚归”来混淆出勤，假装自己出工多；有的则躲在队长的视线盲区里，消磨时间。而队长们对此感到头疼，但往往也懒得去管。于是，这种“偷懒与反偷懒”的拉锯战，几乎成了每一天的日常。

在那段时间，社员们的干劲儿与偷懒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一切其实取决于当时的激励机制、管理模式，以及社员的内心状态。直到1978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犹如一剂强心针，直接刺激了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

包产到户之后，田地被分配到各家各户，社员们开始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剩余的粮食也可以自由支配。这种变化让每个人都看到了付出与收获之间的直接联系，大家纷纷振作起来，全力以赴投入劳动。

小岗村的成功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那些曾经偷懒的社员们，看到干得多、得得多的回报后，纷纷拿起锄头，劲头十足。生产责任制取代了原来的工分制，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大幅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也因此得到了显著提升。

回想起当时生产队的情景，许多社员对工分制度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有些人甚至开玩笑说：“别说一锄头能挣几毛钱了，这一锄头下去，估计我自己都能累个半死。”

在没有明确利益激励的情况下，劳动变成了“例行公事”，大家的干劲自然也不高。而小岗村的成功却证明了：适当的激励与自主权，才是激发干劲的真正来源。